“人民币国际化有没有时间节点？我认为是有的。现在窗口已经打开了，但总有一天会关上。就像公交车不是永远停在那里等你，这辆公交车走了就是走了。”

　　当经济学家胡永泰以“公交车要开走了”比喻人民币国际化的窗口期时，他流露出了一丝急切的神情，声音也不禁提高了。胡永泰出身于马来西亚华裔家庭，目前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虽然是马来西亚人，胡永泰却是以中国经济研究而闻名。在1997年至1998年间，他作为美国财政部特别专家随财长鲁宾访问中国。

　　去年，胡永泰回到家乡马来西亚，担任马来西亚双威大学Jeffrey Cheah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专门研究亚洲发展问题。此外，他还在复旦大学担任特聘讲座教授，每年都要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横跨太平洋两岸三地的工作让胡永泰变成了“空中飞人”。

　　近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发展研究双年会”现场，《国际金融报》记者找到了这位“空中飞人”。胡永泰与记者畅谈了自己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诸多思考。

　　中美博弈SDR

　　就目前来看，至少IMF已经释放了一个乐观的信号。IMF在最新评估中指出，人民币在过去一年里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使得当前的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低估。但胡永泰强调，外界不应该对此过于乐观，“IMF背后最大的会员国是美国，美国的态度依然是人民币能否顺利纳入SDR货币篮子的关键。”

　　与胡永泰相约采访时，正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声明，表态欢迎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之际。而今年又是IMF五年一次对SDR篮子构成重新评估的重要时刻。若人民币能够像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一样被纳入到SDR篮子，这将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于是，采访很自然地从“人民币能否在下半年加入SDR篮子”这个话题开始。

　　“我认为人民币能否被纳入SDR篮子，取决于中国金融体制能否持续开放。我并不是特指资本自由化或是放松管制，而是中国金融体制能否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胡永泰反问记者。

　　胡永泰进一步解释道，中国金融体制的开放不仅仅包括资本账户开放，还包括外国金融机构能否享受平等的待遇，是否会受到限制？这取决于中国金融改革未来的方向。

　　胡永泰告诉记者，IMF是否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不仅取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进步，也取决于中国金融改革未来的方向。“这是两个指标。一个是IMF看见你们所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是他们认为你们将来要做什么？如果中国金融体制开放着，突然停止了怎么办？”胡永泰说，这是IMF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就目前来看，至少IMF已经释放了一个乐观的信号。IMF在最新评估中指出，人民币在过去一年里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使得当前的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低估。但胡永泰强调，外界不应该对此过于乐观，“IMF背后最大的会员国是美国，美国的态度依然是人民币能否顺利纳入SDR货币篮子的关键。”

　　尽管美国在人民币纳入SDR篮子问题上不具有一票否决权，但其影响力依然不能被忽视。若人民币被纳入SDR篮子，则中国需要获得IMF成员70%的选票，其中仅美国就控制了16.7%的选票。

　　而中美两国仍就人民币估值存有分歧。在6月举行的第七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表示人民币仍被低估。美国财长也表示需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

　　对此，胡永泰分析指出，美国对于这一问题释放出了两个信号。其中一个乐观的信号是通过IMF释放给中国，另一个则是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说给美国国内民众听的”。长期来看，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其背后隐藏着中美之间的博弈。

　　金融中心抢位战

　　纵观全球货币的发展历史，无论是英镑还是美元，都是伴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壮大而席卷全球的。目前，中国GDP总量已经上升至全球第二位，从经济体量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实力。但胡永泰认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一定会实现，中国能建成全球性的金融中心。

　　与IMF每隔五年才重新评估SDR篮子类似，人民币国际化也有时间窗口，一旦错过就很可能不再有机会。

　　这是胡永泰在采访过程中反复向记者强调的观点。那么，衡量人民币国际化是否成功究竟有何指标呢？外界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成为国际化的货币，其城市能否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是判断这一问题的标准。

　　何谓国际化的货币呢？胡永泰解释称，国际化货币的一个特征是可以自由地交换和兑换，比如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但是在这些货币中，只有两三种货币可以成为所谓的“传播货币”，当三方或是四方进行交易时，通常使用这种“传播货币”。与此同时，各国央行也会对这类货币进行储备。

　　人民币国际化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成为这样的“传播货币”。胡永泰告诉记者，这会带来两个明显的好处。其一是对于全球金融体系而言，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各国央行货币储备的多样化，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加强了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联系。

　　而第二点则是提高了中国的金融安全。胡永泰以伊朗和俄罗斯举例，分析两国因未能融入全球货币体系而遭受制裁，不仅贸易受到负面的影响，本国经济更是一落千丈。“如果人民币能够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货币，那么这些制裁就不可能发生。中国提高了抵御外部金融冲击的能力。”

　　而纵观全球货币的发展历史，无论是英镑还是美元，都是伴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壮大而席卷全球的。目前，中国GDP总量已经上升至全球第二位，从经济体量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实力。但胡永泰认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一定会实现，中国能建成全球性的金融中心。

　　“我认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只有两个，即纽约和伦敦。这是由经济的规模以及地域性决定的。”胡永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思考逻辑。

　　他表示，从1900年开始，英镑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在这一时期，英国的银行业及金融服务业发展迅猛，伦敦成为了世界惟一的金融中心。尽管现在英镑已经不具备之前的地位了，但伦敦依然是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伦敦金融行业的成本很低。

　　“伦敦金融业在高速发展时期，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监管制度，拥有各种律师及审计服务等。这部分遗产导致伦敦的金融成本比日内瓦或是法兰克福更低。这就像市场竞争一样，只要有一家公司的成本最低，那么其他公司都出局了。”胡永泰说。

　　但美元横行世界多年，纽约金融行业的发达程度甚至超过伦敦。为何伦敦和纽约能够和谐存在呢？胡永泰对此的解释是，这与金融行业的地域性相关。

　　“通常来说，晚上的工作成本要高于白天。因此，当纽约是晚上的时候，伦敦是白天；伦敦是晚上的时候，纽约是白天。”胡永泰说，时差导致纽约和伦敦这两座城市能够密切配合，日夜不停地运转。

　　若按照这样的逻辑继续思考，那么得到的结论就再明显不过了：世界上还剩最后一个全球性的金融中心虚位以待。因为一天有24小时，而工作时间是8小时。

　　“最后的这个金融中心会出现在亚洲。可以是东京、新加坡、香港，或是上海”，胡永泰说，日本已经错过了这一窗口期。“在1991年的最高峰，日本GDP只有美国的60%。而随着日本人口的不断减少，日本GDP总量很难再有大的增长。”

　　“从经济的体量上看，中国更有可能拔得头筹。”胡永泰表示。

　　印度值得重视

　　在中国刚刚开始崛起之时，胡永泰就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他向记者回忆，那段时间自己曾多次在国际场合为中国经济“叫好”，收获的却是他人质疑的眼光。“他们说中国没有什么好怕的，中国经济会自己撞车的。但谁也没想到中国取得了今天的经济成就。”

　　胡永泰惟一担心的是时间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印度追赶中国的时间。“如果认为中国只要开放资本账户，这个天下就是我们的了，那就太低估印度的发展了。”

　　2014年，印度GDP增速高达7.4%。而惠誉预期印度今年GDP增长率将在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中国，然后在2016年(2017财年)加速至8.1%，并在2017年(2018财年)回落至8.0%。

　　胡永泰分析，如果印度照此发展下去，其全国GDP总量很有可能在2050年超过中国。如果那时印度也开始寻求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地位时，中国的优势就不再存在。

　　“货币就像语言，人们使用最常用的那种货币。如果印度变得和中国一样重要，甚至还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人们就会转移了。印度的优势在于它和美国的政治同盟。”胡永泰说。

　　如果打开胡永泰的简历，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语言天才”。除了英语之外，他还会普通话、粤语、闽南语、马来西亚语以及印尼语。正是因为拥有多元化的教育背景，胡永泰总是习惯站在更宽阔的视野上分析问题。

　　在中国刚刚开始崛起之时，胡永泰就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他向记者回忆，那段时间自己曾多次在国际场合为中国经济“叫好”，收获的却是他人质疑的眼光。“他们说中国没有什么好怕的，中国经济会自己撞车的。但谁也没想到中国取得了今天的经济成就。”

　　出于同样的理由，胡永泰提醒中国不要重蹈当年其他国家的覆辙。“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看待今日的印度，那就是我们自己没有眼光了。”胡永泰表示，若谈到人民币国际化的窗口，那么就是在印度GDP总量还未赶上中国的这一段时间。

　　“这个窗口的时间只有20年。在此之前，中国需要把这个位置占住。当印度业开始寻求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地位时，它的成本不如你的低，那么中国依然占有优势。”

　　政府应当“救火”

　　“政府是为了保护市场免受短期波动之苦，这是最基本的做法。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对市场有着充分的了解。”胡永泰认为，中国政府一定要具有“救火队员”的想法。“中国现在有4万亿的外汇储备，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如果说20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后期限”。那么在这20年中，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究竟应该多快呢？

　　对于这个问题，胡永泰认为这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做好了充当金融市场“救火队员”的准备。

　　过去的一个月，中国A股市场震荡，政府动用多种手段稳定市场信心。在记者采访时，胡永泰就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看法。

　　作为马来西亚人，胡永泰对于1997年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记忆深刻。1997年5月，亚洲金融危机弥漫至马来西亚。林吉特和马来西亚股票市场大幅下跌。5月林吉特对美元的交易比价在2.5左右。到1998年1月最糟的时候，这一比价下降到4.72，也即下跌了47%。从1998年7月到9月股市谷底，马来西亚股市下挫了75%。

　　马来西亚的中央银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起初还想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奋力一搏。但到当年7月14日国家银行就放弃了拯救林吉特的努力。1998年9月1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宣布全面停止外汇交易。他将急剧贬值的林吉特对美元的汇率固定在3.8，并阻止所有外国投资资本撤离马来西亚。

　　这一举动为马来西亚经济后来的复苏打下了基础。胡永泰对此赞誉有加：“关闭资本账户的目的是要保护经济稳定。投资者也知道马来西亚政府是为了保护长期的利益，因此他们很高兴。”

　　与之类似的还有1997年香港政府拯救股市的行为。在整个救市行动中，香港政府共动用外汇基金约1180亿港元，帮助香港股市站稳了脚跟，炒家们铩羽而归。胡永泰认为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必须出面“救市”。

　　“政府是为了保护市场免受短期波动之苦，这是最基本的做法。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对市场有着充分的了解。”胡永泰认为，中国政府一定要具有“救火队员”的想法。“中国现在有4万亿的外汇储备，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齐头并进是上策

　　谈及上海自由贸易区将允许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时，胡永泰指出，中国监管者将受到真实世界的训练。“这将让他们获得识别危机发展信号、扼杀风险、有效处理倒闭金融机构资本重组所需要的工具。

　　而在人民币国际化具体的实施步骤上，胡永泰也给出了四个字的建议：齐头并进。

　　“很多人说我们要先有了监管，有了各种各样的条件，才能开放资本账户。事实上，有效的金融监控和审慎管理体系并不一定要先于资本账户开放。相反，发展和实施金融监管必须是渐进过程，根据现有知识和第一手经验改进。毕竟，不存在永远完全开放或封闭的金融市场，给定时刻的开放程度根据政策选择而定。”

　　胡永泰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反对者经常提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金融崩溃但这些风险尚不足以胜过金融开放的潜在好处，也可以通过有效监控和监管实现最小化，包括提高资本缓冲、降低杠杆率以及成立清算信托公司等强大的危机反应机制。

　　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化货币时，其金融部门必须是开放的，没有资本管制，并且十分成熟，具备各种工具和机构。它还必须是安全的，有一家维持经济稳定的中央银行，有监督欺诈和投机的审慎监管者，有足够的金融救火能力的宏观审慎当局，有可预测、透明、公正的司法体系。

　　然而，在这么多的要求中，到底哪一项才是优先的步骤呢？胡永泰说：“人民币国际化并没有步骤可言。这些步骤都需要时间去完成，但有些事情顺序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你完成了一个步骤之后，马上完成下一个步骤。”

　　胡永泰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过程，不同的步骤之间有着一致性。谈及上海自由贸易区将允许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时，胡永泰指出，中国监管者将受到真实世界的训练。“这将让他们获得识别危机发展信号、扼杀风险、有效处理倒闭金融机构资本重组所需要的工具。”

　　而胡永泰同样建议中国应该借助亚投行的发展机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我认为亚投行是一个很好的机构。亚投行正在壮大中，当亚投行提供贷款时，那么就可以要求其中一大部分必须是人民币。”胡永泰认为，如果人民币能参与其中，那么中国金融体制就必须保持开放，并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是有益处的。

　　“这与日本主导的亚洲发展银行不同，亚洲发展银行的贷款大部分还是美元，日元只是很少一部分。”胡永泰说，“问题在于中国是否希望把亚投行打造成一个成功的机构？如果中国想要，那么它和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同一个目标。”